美工招聘 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杯葛与争战：邓演达与他的“平民革命”

国共分裂以后，有那么一些参加过革命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人，被革命突然惨败给惊着了，就开始反省自己的想法跟行动。他们不乐意一直受压迫，不乐意国民党把政权给垄断了，还有那内外的政策，也不乐意国民党各派争来争去抢权抢地。可同时呢，他们又从革命暂时的失败里，得出个错的结论，说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咱中国，嚷嚷着要走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第三条道儿。

1927 年革命快失败的时候，国民党左派的邓演达跟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之间，曾经琢磨过解散共产党，重新改组国民党，再弄个第三党。这主意被中共给否了。革命失败以后，邓演达去了苏联，后来又跑到欧洲去考察。1927 年 11 月初，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头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说这个会的任务是：“把南京、武汉那假党部中央的罪过给公布了，用革命的办法让他们那受第二次大会委托的职权停下，临时去干革命指导的事儿。”

可这个“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压根没组成个组织。1927 年冬天，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人在上海弄了个“中华革命党”，声称还照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这是第三党有了之后最早用的名儿。这党跟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着联系。1930 年春天，邓演达从海外回来。8 月开了十个省区负责干部的会，把第三党的名儿正式定成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的决议。邓演达被选成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这党整顿了一番后，有一阵发展挺快，曾弄了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第三党起劲搞反蒋的事儿，特别是邓演达凭借他早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里的影响力，鼓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带来了一些威胁。《政治主张》是第三党的纲领性文件。它主要的想法是搞“平民革命”，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建成“平民政权”的国家，然后“实现社会主义”。对外政策是这么定的：废掉所有不平等条约，重新签完全平等的新约；在“双方完全平等并且不干涉中国革命”这个条件下，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和各弱小民族结成反帝国主义的联盟。经济政策是：“把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清除掉，消灭封建残余，在集中和干涉这两个原则之下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是：让工人的生活变好，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罢工的权利，让工人慢慢参与生产管理。

第三党老在意农民的土地这档子事儿。它在土地方面的政策是：“原则上觉得土地该国有，先用耕者有其田来过渡一下。”要实现耕者有其田，具体的法子和步骤是：让国民会议弄个土地法，定好农户能占耕地的最多数和最少数；国家发行个五十年的长期土地公债，把超过最高额的私有土地还有国家之外公共团体的土地买过来变成国有；同时把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反革命团体的所有财产都没收成国有；把所有收归国有的土地，分给农民种，农民就只有使用和得收益的权利。

第三党说要搞“平民革命”，建“平民政权”，那到底咋搞呢？它的头儿想的办法是：受压迫的老百姓通过各种行当（农工商啥的）还有类似行当（像学生、妇女、士兵、警察等等）的团体联合起来，“自己去开国民会议”，“把军阀官僚的统治推翻，弄出人民自己的政权”。可在国民党全副武装的统治下，想实现这种想法根本没门儿。邓演达还提过建“平民革命军”的事儿，不过他不是从革命群众里搞，而是指望“藏在国民革命军里头还忠于农工平民大众的人，肯定能明白自己过去的光彩，跟新起来的人民混到一块儿，弄出新的革命武装——平民革命军”。说白了就是靠着邓演达自己在军队里的影响力，把蒋军的军官拉拢过来，去组建“平民革命军”。

得留神哈，邓演达这辈子对孙中山还有他的思想挺谨慎的，不咋长篇大论。从他那不多的笔墨里能瞧出来，他对孙中山的思想是有扬有弃的。

邓演达在公开场合一直都紧守三民主义的立场。1927 年 7 月，他弄出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这是大革命失败前，他专门谈论三民主义的独一篇文章，里面讲中国国民党是搞革命的政党，“他的理论完完全全就在孙总理亲手写的三民主义里头”。“中国的国民革命那就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四·一二”和“七·一五”政变以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这些人到了莫斯科，发了个宣言，坚决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还因为这个跟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闹了分歧。这么一看，他拥护孙中山的态度那是明摆着的。他自己说自己是“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还把三民主义当作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奋斗目标。

1930 年 9 月，他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里讲：“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完完全全是因着上述那种环境（就是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才有的东西。”还说“咱们争斗的目标，就是要达成三民主义”。可对当时有些人不管孙中山三民主义本来的意思，凭着自己的政治需求乱解释的情况，他特别不赞成。1929 年 3 月的时候，在他给季方和严重的私人信件里，曾经表明了自己的大致态度。他讲：“三民主义的解释，我觉得越少越好，多了就容易有冲突、附会的可能，还有嫌疑跟误会。”

在给严重的信里，话说得更直白尖锐：“中国就只有保守主义跟前进主义（革命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今都成《太上感应篇》和三姑六婆的符咒啦，你来信居然还引用它，这真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无趣！”

回国以后，邓演达一说起孙中山的思想，常常躲开三民主义这个叫法，转而称作“革命的孙中山主义”，就是因为上面说的这些。很明显，他对三民主义不热心，主要是冲着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把三民主义弄庸俗了去的。

在对国情的分析上，邓和孙中山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对中国社会往后发展方向的预判也差不多。说到底，孙中山觉得中国革命挺复杂，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封建专制势力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勾结一块了，再加上中国经济又落后又穷。孙中山参加革命以后，一直主张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一块搞定。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把“国穷民贫”当成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他觉得中国社会阶级分化一点都不明显，只有“大穷”和“小穷”的差别，没有特别富的阶级。所以，中国革命就是要实现民族解放、民权落实、民生幸福的国民革命。晚年的时候，他更清楚地表示：“我们党的主义，分开说确实是民族、民权、民生；但用起来，其实是一个整体，不是三个分开的。”

孙中山的那些个观点，对于邓演达坚守三民主义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1930 年 9 月，邓演达写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这篇文章，从政治、经济、社会三方面把中国国情好好考察了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形式上跟古代的封建制度不一样；可要说实质性质，确实还是摆脱不了封建势力的掌控。所以，整个中国社会，依旧处在封建势力控制的阶段，属于前资本主义的时候。而且，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把控着中国，就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复杂了。这两种把控，都是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大麻烦。”

邓演达对“平民阶级”的界定呀，把被剥削的各个阶级自身的特点都给弄模糊啦。他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就连中小资产阶级都看作一样，这跟孙中山关于“大贫”“小贫”的看法挺接近。所以呢，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出现得太早，共产主义理论只在西方发达国家适用。

在土地这事儿上，邓演达的想法跟孙中山没啥两样。邓演达解决土地问题，着重俩原则：头一个，他反对没条件就把地主土地给没收了。大革命失败后，瞅着中共搞的土地革命，邓演达不赞成。他觉得共产党没收地主土地这做法，就是一股极端情绪上来了，带着无政府主义者“否定”那劲儿。他觉着经济制度的转变，光靠消灭可不行。“得用有组织的争斗办法，才能往前推进”。特别是咱中国，主要是小农制度，兼职美工农村里头特别复杂，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集中的情形不一样。所以，简单的没收政策不合咱中国的经济架构，会把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给搞坏喽。

其次，“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得靠革命的政权机关来做”。关于土地归耕者所有这件事，邓演达琢磨着，等平民把政权握在手里以后，让省、市、县、乡各级会议去重新分配和管理土地，重点靠政治的法子，而不是没收。这所谓政治的法子，就是平民有了政权后，拿政权的力量来重新分土地。实际上呢，土地这事儿，或者说“耕者有其田”这个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最后因为平民政权没建起来，就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邓演达觉得中国革命的未来得是社会主义。为啥这么说呢？有俩理由。其一，帝国主义把控着中国经济，让中国农业破了产，压住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把中国内战弄得更厉害了。帝国主义干的这些事儿表明，他们才不让中国强大，不让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儿，不愿意培养跟自己竞争的势力。其二，如今这世界的技术发展，跟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时候可不一样啦，中国完全能学学人家的经验，躲开私人资本主义的坏处。

所以啊，1927 年 8 月，邓演达在莫斯科发了一份宣言，他觉得中国革命“不是单纯的民族革命，不是单纯的民主革命，也不是单纯的社会革命，而是个挺复杂的革命，有着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种革命性，最后是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这同时存在的三种革命，是因为三种革命对象也同时存在才决定的。革命的对象就是帝国主义的那些人、封建的军阀地主，还有靠着前两者活着的搞高利贷盘剥的资产阶级。所以三民主义是符合咱中国国情的。

在新的历史环境里，邓演达凭着自己的见解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理论。主要呈现在下面这几个方面：

首先，要通过“平民”政府来达成直接民权。中国国民党在《一大宣言》里讲：“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呀，除了间接民权，还要搞直接民权，就是国民不但有选举权，还得有创制、复决、罢官这些权。民权运动的办法，在宪法里规定，按照孙先生创立的五权分立当原则……近世各个国家说的民权制度，常常被资产阶级独占，倒成了压迫平民的家伙。可国民党的民权主义，是一般平民都有的，不是少数人能私自占有的。”

1924 年“北京政变”之后，孙中山北上喊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就是让各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一起反直系的各军，还有各政党都选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弄一个各阶级各阶层联合的政府，把军阀政权给取代喽。孙中山的这个提议，获得了全国各阶层有见识的人的支持，就此掀起了一场全国到处都有的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活动。孙中山的民权思想，在这时候有了个新变化，从过去琢磨的建国三程序，变成了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初步琢磨。可惜孙中山走得早，他的想法没了继续深入的机会。得说，邓演达把孙中山的这个思想给发展了。

邓演达觉得呀，得广大人民直接参与反抗压迫者的斗争，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1930 年他讲：“政治制度是政治争斗的成果”，“要是没有强大的群众，没有强大的争斗力量，代表被压迫的人去反抗统治者，那肯定不会有民主政治”。所以呢，平民组织得在斗争一开始就组成，不能等斗争完了。改变政治制度的革命，肯定得靠武装斗争来表现。所以，发动组织群众的时候，还得武装群众，只有这么着才能消灭敌人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政权。

其次，中国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在孙中山刚开始提出三民主义时就明确啦。邓演达接受了孙中山这一想法，说中国社会要往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上搞“国家资本主义”，还强调了下面两个方面：第一，说到“节制资本”，他着重指出“用集体的力量弄成‘计划经济’或者‘国有经济’，一方面让生产力快快发展，一方面让分配往平均的方向走——朝社会主义的道儿”。具体来讲，平民政权要用手里的权力，把控所有关键产业（像钢铁、机器、造船这类行业），特别是那些独占性的产业（比如铁路、运输、开矿啥的），让国家专门经营，这样利润就全归国家，不会被私人分走，利于有计划地搞生产。所以，平民政权下经济政策的基本特点是集中调控的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首要的是重要产业归国家。同时，邓演达考虑到中国经济落后，还有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觉得跟土地的小农所有制得存在一阵子一样，工商业的小私有企业也会存在一段时间，国家要用自己集中的金融机关和财政政策，干预中小企业，防止私人资本主义膨胀，慢慢把它们引向社会化。邓给私人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比孙中山设计的窄多啦。

再者，他把反帝的民族主义掺和进民生主义里头，说要把外资银行和企业收回来，当成国有经济的底子。他觉得 20 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的时候。主要特点是啥呢，所有产业机构都被极少数大银行把控着，国家政策也由大金融家说了算，他们的手到处伸，连人们生活都管。咱落后的中国，国内金融机关有的被封建的钱庄和当铺攥着，有的被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拿捏着，所以平民政权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在华的金融机关，必须逐个收回来，用来搭建国有金融机关的基础”。

从孙中山离世到邓演达被害，也就六年左右的工夫，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却来了个大变化：北洋军阀的统治完蛋了；国共闹掰了；国民党从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还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号称“党治”的年头，打着为三民主义奋斗的旗号搞起了新军阀的独裁。在这变得飞快的情形下看清局势，整明白想法，可不是容易的事儿。邓演达在这段时间，拿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道理当办法，给中国社会做了分析；照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经验，谋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样子；最后把孙中山晚年的激进思想，也能说是重新解读的三民主义当作自己政治思想的核心。他的政论既承继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又结合实际斗争有了新东西。

因为邓演达起劲地搞反蒋的事儿，就被蒋介石当成了眼中刺。1931 年 8 月邓演达给抓了，11 月在南京被秘密弄死了。邓演达遭害，让第三党受了老大打击。往后第三党的人，除了一小部分去投靠蒋介石，剩下的接着斗争，可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他们只能在小圈圈里偷偷摸摸活动。